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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科学的艺术史面临方法论和理论的挑战
——纪念俞剑华《怎样编著中国画通史》发表60年
刘九洲
俞剑华（1895-1979）教授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艺术史家。他的大量著作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史的人，是一个对艺术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把中国艺术史引向光明方向的人。
他的《怎样编著中国画通史》一文，1948年发表于《文潮月刊》，展现了他在艺术史方面缜密的思维和宏大的抱负。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当时能想到的中国艺术史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总体描绘。
距这篇文章发表，又过去了60年，中国艺术史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如果说，在当时，《怎样编著中国画通史》体现艺术史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很多知识不知道”，那么，60年后的今天，艺术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则是“知识的层次”不够。换一种说法，当时面临的是“知识数量”上的挑战，现在则面临着“知识质量”上的挑战。
譬如说，现在我们想知道一个画家的资料，查阅一下相关出版物，再到网络上搜索一下，立刻知道在哪些博物馆，有哪些作品存世，以前有几篇关于这个画家的论文或者资料。但是，面对复杂问题，譬如说，关于《溪岸图》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溪岸图》的画面特征，辩论双方都很清楚，但是如何理解、如何阐述、如何处理这些“画面特征”，如何阐述这些“特征的意义”，双方显示了很大的不同。
依靠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社会科学中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都已经找到了解决类似问题的办法，但是艺术史还没有找到。因此，今天艺术史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来自于方法论和理论方面的变化。
下面，我把最近60年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与理论方面的发展情况，结合艺术史的事例简要阐述。这样可以说明艺术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面临哪些挑战。
一，艺术史需要方法论研究
什么是方法论？简单的说，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讨论和具体研究，是维护学术研究中从论证到结论的过程，走在科学道路上的学问。方法论的哲学讨论，主要关注“科学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方法论的具体研究，就是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改善和提高。如何把艺术史固有的研究方法，如图像比较方法、考证史料方法，改善、提高，也是方法论的内容。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说法，在学术中，这些说法被称为“假说”。如果假说经受了科学的检验，就可以成为命题或者理论。众所周知，假说的提出，无外乎两个逻辑途径：归纳和演绎。归纳始于具体的观察，从观察中抽象出的假说。而演绎恰恰相反。
1959年，波普尔（1902-1994）发表了英文版《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 1981年，他继续阐述这个观点[2]。他指出，演绎过程是科学理论的根本来源，而不是归纳。为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关于天鹅的假说，“天鹅都是白的”，如果使用归纳法，那么在观察大量白色天鹅之后，“天鹅都是白的”就得以验证了吗？显然不能。波普尔认为，真正科学论证过程应当是一个演绎的过程。那就是说，要尽可能去发现和观察到不是白色的天鹅，如果发现了，那么“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假说就被推翻了。如果没有发现，这个假说经受住了这次检验，有了成为理论的可能。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理论只能从“证伪”中来，而不是从“证明”中来的意思。“可证伪性”也就成为了科学和实证理论的根本特征。
证伪这个逻辑过程，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被学术界逐渐接受。
这个看起来简单清晰的逻辑，在使用中，由于这样的思维不符合人们的日常思维，所以，不知不觉就会落入“举例”的方法中去。
在2004年台湾出版的《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学术讨论论文集》[3]中，不少文章都不自觉地使用了“举例”的方法，来证明《自叙帖》不是摹本。他们的方法就是，指出一些“看起来很精彩”的地方问大家：“这个怎么可能是摹本呢”？这个就是“举例”，从逻辑上来讲，这些地方不能作为自叙帖“不是摹本”的证据。
如何检验《自叙帖》不是摹本呢？严密的逻辑就是：看整个《自叙帖》是否有“黑天鹅”。如果找不到“反证”，我们可以承认《自叙帖》不是摹本；如果找到了“反证”，那么原来命题就不能成立。事实上，此论文集李郁周文章中，已经寻找出了这个“黑天鹅”，就是李郁周《故宫本自叙帖是苏液本自叙帖的摹本》一文的图7——图24，尤其是图9、10、17、18、23、24，这六处。不论有多少正面的“举例”，只要有一个确定的“反证”，就可以推翻整个命题（这里顺便说一下，不确定的反证不算数，在研究中一些人指着所谓的“疑点”，就想作为“反证”，同样是不符合逻辑的）。
而傅申在文章中说的“一部分疑似的例子来概括全体七百余字，是不能成为定论的”，则是方法论上的明显错误。古代书画鉴定，不是说，假如有100处讨论点，判假的一方必须举出51处是假的，才能说明整卷书画是假的。其实只要找出一处确切的虚假，就可以了。
找到一个“黑天鹅”就可以了。
二，理论在艺术史中的作用
谈方法论，不能不提到理论。理论是我们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手段。从某种狭义的角度说，学术研究是为了发现、提出、验证和使用理论。
那么理论是什么？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理论就是一张地图，如果我们的地图过于具体和详细，面积几乎与现实一样大，或是他们太过于简单抽象，都没有太大的使用价值，无法给我们指引方向。但是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我们完全没有地图。
理论其实是关于两个或是多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判断。其用处就在于描述和解释现象并用于预测未来或是未知世界。
在艺术史中，一些学者也不断地提出过理论，譬如说，李霖灿1975年发表的《中国山水画上苔点之研究》，提出了关于苔点的变化规律，就是一个理论。方闻提出的关于早期山水画结构特征的变化，也是一个理论。2008年1月，邱士华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八达春游图的时代问题》，其中讨论到11世纪绘画地面的角度倾斜问题，有一个变化规律，这也是一个理论。
在艺术史界，有学者抱怨过理论的用处不大，其实，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随着理论本身的发展，其作用越来越明显。1977年，西蒙（1916-2001）在《Models of Discovery》[4]中提出了“理论的限制性前提”的问题。艺术史理论如果使用这个思想，在一些理论上加上合适的限制性前提，其作用就会显现。
西蒙提出的这个“限制性前提的”的意思就是，例如，在物理学中，如果需要重量不等的物体在自由落体情况下同时落地，那么就需要真空环境。这个“真空环境”就是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性前提”。
在艺术史中，通俗的说，就是要注意理论的适用范围，这个适用范围，就体现了理论的“限制性前提”。当然，如果限制性前提越多，说明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越小，理论的价值越低。反之亦然。在艺术史中，理论的限制性前提，主要体现在对理论适用的时间限制条件。譬如说，上述李霖灿的理论，就只适合于主要是南宋绘画的情况，用在清代绘画则毫无用处。邱士华的理论主要适用于11世纪前后的绘画。很多艺术史的理论，如果考虑到“限制性前提”，其理论本身的完备性就会大为加强。
在使用理论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在艺术史领域，很多课题是可以获得“全集数据”的，在“全集数据”存在的情况下，理论是没有用处的。譬如说，我们完全掌握了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画家的全部作品，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推测”未知，那我们就不需要理论了。理论始终使用在非全集数据的情况下，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
一个学科理论的发现和进步是这个学科进步的标志，因为理论的进步意味着我们对这个学科的现象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意味着我们掌握了更准确的解释和预测这个学科中现象的工具。艺术史这门学科也不例外。
那么理论如何检验，如何发展呢？在艺术史这门学科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三，在检验命题和理论中要关注统计学的发展
对于同属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来说，对于一个新命题，或者一个新理论，一般情况下有三种检验办法。一种是搜集实际数据，进行检验。另外一种是做实验获得数据。这两种办法，都是依靠事实形成数据，至于如何检验数据，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学术规范。
有人可能会对“数据”这个说法很反感，因为艺术史中似乎没有什么数据，其实，数据体现的就是“正确的逻辑关系”，并非数据本身。艺术史研究一样需要“正确的逻辑关系”。
在研究中，特殊情况下——往往是遇到没有办法收集数据，也没有办法做实验的情况下，还可以接受纯粹的理论推导——一般情况下已经不采用这个办法。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检验理论？这涉及到学术与否的问题。你提出的东西如果不能被检验，则无法认为这是学术。神学就无法被检验，神学显然也不被看成是学术。
艺术史中，检验的价值何在？譬如说，南宋画院风格的衰落，是什么原因？高居翰教授曾经说过，这是因为蒙古的入侵。这是一个“社会原因”方面的假说。我也可以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通过对南宋画院内部画家师承关系的排列，认为南宋画院内部画家“职位继承”上存在明显的“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导致南宋画院风格衰落。这也是一个假说。这两个假说哪个能成为“命题”？这就完全取决于论文的检验水准。而且只要有新的检验方法，旧的课题完全可以重做一次，成为新的论文。
1996年到2004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自然科学的博士数量，是社会科学博士数量的20倍。西方很多社会科学博士研究生，都在“检验”这个环节出现问题，最后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从事学术的人对于如何检验，是抱有60%以上的严肃程度的。一些当代学术大师，他们之所以高明，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他们知道如何检验一些假说，他们知道哪些假说目前无法检验。
有一些艺术史论文，检验的环节几乎没有，仅仅提出了“假说”，论文就结束了，这样的论文格局是有明显缺陷的。譬如说，关于《出师颂》与《淳化阁帖》的真伪讨论，一些认为这两件是赝品的文章，指出了一些“疑点”，完全忘记了“检验”。要注意到，如果这些疑点成立，那说明整个帖都是赝品，没有一处是真的，这才是讨论的终点。而不是说，只找到了“疑点”，但是不能确定这是不是“黑天鹅”，也不继续检验，就下结论说：赝品。这是缺乏检验环节的明显表现。
在讨论如何检验理论时，除了熟知的方法，我们还要谈到统计学在检验中的作用。统计学与艺术史学科至少有三个方面关系。
第一，如何通过局部推测整体，两门学科有密切的共同关注程度。譬如说，我们要调查美国选举之前，支持奥巴马的比例是多少？如果对全部选民都询问一下，自然是最准确的办法（搜集全集数据），但是，面对全美国的选民，这样的调查因费时费力，是难以完成的。统计学这个时候大显威力，只要电话询问不到2000个家庭，就可以掌握全国数据。2008年的选前调查的准确程度，再一次证实了统计学的威力。
对艺术史来说，统计学有什么作用呢？
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史中大量数据都不是全集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学，推测全局数据。譬如说，钱颖与我合作的《南宋绘画的两大流派》一文，就是根据《图绘宝鉴》第四卷的数据（不是南宋画家的全集数据），用统计学工具得出，南宋时代，两大画派，基本面貌是什么，其间紧密联系程度大约是多少，特征是什么。这就不是“简单观察”获得的结论，而是在严格学术规范下使用统计学获得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其他学科就敢于引用。因为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是他们熟悉的，从学术上看，这是可以检验的，也就是可以证伪的结论。在艺术史研究中，要避免出现“不能证伪”的话题，因为不能证伪的话题，就不是学术问题。譬如说，星相学就不是学术问题。
其次，在推测未知领域方面，统计学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对艺术史学有启发。经典统计学在推测未知领域的时候，一直相信，有一个绝对真理，我们使用各种手段，在不断靠近这个绝对真理。1950年以后，一个新的学术思想开始占领更多的学者的思想，那就是，在我们研究中，我们只能够依据现有的最好资料，推论出一个我们可以推论到的地方。这个概念叫“Bayesian statistics（贝氏统计学）”[5]。这是根据Thomas Bayes (1702–1761)名字命名的一个思想理论。这从某些方面解决了艺术史学面临的一些困境。譬如说，有不熟悉艺术史的人会问：《清明上河图》是宋代张择端的作品吗？谁看到啦？艺术是门外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貌似很逻辑，但是却不知道学科内部知识体系之间的联系程度，也就是缺乏专业训练。对于《清明上河图》的直接证据，只有画后一段题跋，要是放在其他地方，画后一段题跋作为直接证据，还不是购好,不能作为绝对真理来看待（当然我个人绝对相信这是张择端的作品），但是，如果具备了“Bayesian”这个思想，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就目前研究水准来看，我们确认这是张择端的真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回答。同时，对于艺术史一些领域，很多学者以为“资料太少难以研究”，根据“Bayesian”学术思想，即便资料太少，我们也可以推论到目前可以做到的最好境界，就是更加接近真理一步。
第三，如何建立起“联系”的问题，统计学有很好的回答。学术其实就是在是否存在真实“关系”上展开讨论。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关系”，要求一般是100%，也就是说，只要条件符合，一定会出现一样的结果。最严格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
社会科学则不一样，因为这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学科，人的因素是复杂的，不可能获得100%的关系，那么现在社会科学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现在美国社会科学杂志对于专业研究结论的一般规范是，达到统计学中有意义的相关系数，论文就可以发表。
对于艺术史来说，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很多年中，我们也许潜在相信，或者试图群体证实，一个画家的“生活环境”，与他的“风格”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越来越显示，有大量反例。有的画家作品格调很高，但是人品很差——董其昌；或者有画家艺术面目清雅，但是却是巨富——吴镇。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类问题？如果采用统计学办法，就可以把古今画家这个方面的真实状况形成一个数据库，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与风格是否存在“真实联系”，也就是用统计方法，看看他们的“相关系数” （correlation）如何。这就是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分歧的一个社会科学普遍认可的研究思路。
总之，在检验这个环节，需要借鉴的环节很多。
四，理论的阶段性发展
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呢？1962年，库恩（1922-1996）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6]（有三种中译本）中说，理论的发展是学科发展的最大特点。理论是跳跃式发展的，不是匀速上升的。库恩使用了一个词汇“paradigm”，来描述这个过程。中文翻译做“范式”，有些辞不达意。这个词汇的主要意思，是在一般理论模型之上的一个学科内公认的概念和话题。理论的发展主要是这个“paradigm”的发展变化。
库恩提的基本模式，现在影响很大。简单的说，“公认的范例”是库恩阐述其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而在“公认的范例”产生前，任何一门科学都经历了“前学科”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现象，做出了不同的描述和解释。科学工作者通过大量搜集事实，形成某种公认的东西，初期的此类分歧大部分不见了，即形成了“规范”。在这以后，学者们主要在做一些修补工作——直到出现此规范内较多的“反常事例”，这就是新的“学术危机”。这时学者需要放弃以前的规范，开始寻找新的信念与方法，以解释上一个“范例”所不能解释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新的“规范”形成了。
知道这个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艺术史的发展阶段。在1960年代前后，由于发源于德国的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步接受“风格”这个概念在艺术史作为核心问题。中国艺术史最晚在张珩（1915-1963）《怎样鉴定书画》出版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风格”作为讨论的核心话题。而不是在此之前的“著录”、“印章”等等。这代表中国艺术史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到第一个“规范”阶段，就是以“风格”为核心的研究阶段。最近50年的中国艺术史的发展，绝大多数成就都来源于风格辨析。
目前的艺术史的理论阶段是，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前学科”阶段，大多数研究，已经使用“风格”作为核心概念。也还有一些研究，抓住“风格”中出现的“反常事例”，对“风格”进行攻击，但是似乎并不准备营造一个新的“规范”，并不准备寻找一个新的、可以取代“风格”的核心话题，而是似乎想把学科拉回到“前科学阶段”中去，这是学术史上罕见的现象。在2004年的《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学术讨论论文集》中，有些文章以次要因素、辅助因素为研究对象，并且希望以这些次要的和辅助的因素的研究结论来反对主要依据，这是明显的理论错误。参照库恩的理论，可以看到这是与科学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学术讨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次要因素和辅助因素可以上升为主导因素，但是在《自叙帖》讨论中，主要依据本身有足够多的信息量。
在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需要重视社会科学中理论的发展，这样可以看清一些争论的原因何在。
五，艺术史面临的挑战
如果纵向比较，中国的艺术史在最近60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原始材料的认识程度大为提高，《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出版了，《中国绘画全集》出版了，现在《宋画全集》也在编辑出版中。这些出版也正是俞剑华教授当年描述“中国画通史”。当我们翻看50年前出版物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艺术史的内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作为横向比较，艺术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其他社会科学，已经开始采用更加可靠与严密的逻辑，而在这个环节上，如何自觉地借鉴这些方法、理论，则是艺术史的新课题。
本文讲述的方法论与理论方面的动态，属于最简单的阐述，要掌握这些知识，需要专门学习。而如何把这一类提高了社会科学整体研究水平的知识与工具，恰当的使用到中国艺术史领域，则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摸索。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信息特征类似于历史学，信息缺失很多，在什么课题中可以严格使用这些方法论和理论的规则，在什么课题中，在什么环节可以变化要求，就需要充分考虑课题的具体情况，这也可能是未来艺术史研究中，要求最高的环节。在历史学中，有人称这个环节为“分寸感”，也就是说，不能在需要严格要求（方法论）的时候，放松要求，从而犯明显的错误。同样，也不能在资料极度缺失的情况下，妄谈“方法上要严格”，从而在学术上犯“保守”的错误。这些新动态的提出，会带来更好的学术规范，这些新的动态可以启发艺术史的发展方向，是无疑的，这些新动态并非是“西方的学问”，而是“人类的学问”。这些新的学术动态，并不是要改变学术逻辑，而是在完善学术逻辑，并不是要丢掉中国艺术史的传统优势，而是在传统优势上，增加更多的学术武器。
理想中的艺术史，在俞剑华先生那个时代，他用《怎样编著中国画通史》给我们描述出来了。60年过去了，艺术史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可以描述出一个新时代的“理想的艺术史”，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是正如地图的作用一样，有一张地图，肯定比没有强。
[1] Popper, Karl R.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 Popper, K. (1981). The myth of inductive hypothesis generation. In R. D. Tweney, M. D. Doherty & C. R.
Mynatt (Eds.), On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pper, K. (1981). Science, pseudo-science, and falsifiability. In R. D. Tweney, M. D. Doherty & C. R.
Mynatt (Eds.), On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 中华书道学会编印，2004年，《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学术讨论论文集》，台北出版
[4] Simon, H. A. (1977). On judging the plausibility of theories. In H. A. Simon (Ed.), Models of Discovery.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Simon, H. A. (1977).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he 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 In H. A. Simon (Ed.),
Models of Discovery.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5] R. T. Cox. (1946),"Probability, Frequency, and Reasonable Expec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14, 1-13.
[6]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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